专利名称：一次拼音输入法的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本发明属于计算机音码输入法领域。
目的是使汉语拼音的全拼书面形式和输入形式得到简化。
目前的技术状态为，汉语拼音的全拼书面形式和输入形式都得有先拼音后配调这样两次拼读过程和两次输入程序，即先输入字母再输入代表声调符号的数码。
本发明的技术特征是，跟普通话的第一声一样，第二、第三、第四声的复韵母也可以用带调的元音音素相拼或拼音输入。这样拼出来或输入出来的音节就已经有了声调，这就实现了一次拼音，在拼音的同时即拼出声调。但是，带调的元音音素比较多，需要增加18个新元音字母。利用汉语声韵整齐的特点，将不可能出现在韵母位置上的18个辅音字母兼作所需要增加的元音字母，于是可以不增加新字母。又由于用此方法拼了北京话自然四声调值，所以整个拼音及拼音输入过程自然而和谐。
新技术的优点有1.实现了一次拼音，避免了违背大脑思维自然的先拼音后配调，即先输入拼音再输入表示声调的数码的两次拼音两次输入的程序。2.不增加新字母，不延长拼式，消灭了四声符号而又表现了声调。
图1是北京话音素和调素的配合以及各调类调值的示意图。图2是一次拼音方案(辅音字母和单元音字母配合表)。v在音节的第一个字母的位置上表零声母。图3是“标准四声”音调配合示意图。其11韵头为半上。此图说明“标准四声”照样可以作调素分析，照样只需要18个辅音字母兼表。
样品举例zāi＝zaizái＝zbizǎi＝zpazài＝zmx下面再来说明有关内容。
一次拼音输入法是建立在我31年前所著《一次拼出汉语语音》(油印)中所提出的“调的音素本位制理论”，“三平调之说”，“一次拼音方案”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必须先在这里引述这篇文章。文中括号内的文字是我现在才加的。
中国文字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毛泽东一次拼出汉语语音(标题) 1968.10——在拼音的同时即拼出声调(副标题)西南师范学院 林朗 重庆二十九中 以太(林朗和以太为当时我和我弟弟王宗笠写这篇文章时所用的笔名，当时我们分别是西南师范学院和重庆二十九中的在校生)一、一个新的汉语拼音(和拼音输入的)原则(和方法)用原有拼音方案拼出一个音，除了阴平调外，都得有“拼音”和“配调”这样两道过程。例如拼“摇”，须先用i，a，o拼出iao(腰)，再用声调符号“
”配调之后，才能念出“摇”。这样很不经济。世界一般国家所实行的拼音文字都是一次拼成的。需要两次才能拼成的57年的《汉语拼音方案》只作给方块汉字注音和帮助学习普通话用，我们的政府和学术界都还不承认它是一个文字方案。
这篇文章将提出一个一次拼出普通话——北方话语音，在拼音的同时即拼出声调的新的汉语原则和实践这个原则的普通话——北方话拼音方案(和输入方案)，还将陈述这个原则和方案所依据的将在汉语语音学上有很大的价值的“调的音素本位制”理论。
这个原则就是“让”承担声调的元音音素本身就“带上”声调，例如，用ǐ，á，ō这几个本身就带了那样的声调的元音音素相拼，我们便可以直接地一下子就同时得到音节“摇”的音和调。
所有的音节都可以像这样地一次拼出来。其拼合规律如下第一声音节的韵头、韵腹、韵尾全是第一声。例如īāō——腰，tūēī——推。
第二声音节的韵头是第三声，韵腹是第二声，韵尾是第一声。例如ǐáō——摇，qǐán——前第四声的头、腹、尾全是第四声。例如ìàò——跃，ìè——业。第三声音节的韵头、韵腹、韵尾全是第三声。例如ǐǎǒ——咬，kǔǎ——垮。
在文字中(和在拼音输入中)大量地出现像ǐ，á，ō这样的代符号的字母使用起来是极不方便的。至少需要制定十二个新字母来代替这些加符号字母。而增加字母又是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情。
汉语语音的辅音字母除了极个别的外，绝大多数都只出现在音节的第一个字母的位置上；并且，绝大多数的音节都有辅音声母。这个特点跟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可能在实行书写以音节为单位——复音节词每两音节之间留一小于两音节间的距离——的前提下，在这些只可能出现在音节的第一个字母的位置上的辅音字母中提取十二枚，将它们放在第一个字母以后兼表元音。需要增加的字母全部都是元音字母。这样，二十六个拉丁字母可以不增加。不必怕开先例，一母两音或多音这种情况不论德文、法文还是英语文中都大量存在。
汉语拼音中不分声调显然是不行的，不仅巨大数量的在口语中可以区分开来，也有必要区分开来的同音异调词一部分非进行复杂的定型化处理不得区分，另一部分只有靠本身就需要推测的上下文推测，而且这样做还使得学习者必须死死地记住数以万计的在词形上没有标明声调的单词的声调，因为在阅读时任何单词都是必须念出声调的。作为近代中国文改界的主要派别，在若干标调拼音方案奄奄一息的形势之下，以“汉语的声调是很难表现的”(北拉派创始人瞿秋白语)为理由而干脆完全不标明声调并以此为其派性特点的《北拉方案》创立近四十年，虽经政府部门大力赞助但推广无效，其失败的道理就在于此。北拉观点显然是受了苏联汉学界的影响，错误地把汉语的声调同西语的不起区分词意作用的重音等同起来。不甚了解汉语的外国人哪怕使出最大的勇气也总是对汉语声调的意义估计不足。
汉语语音的单音节性很强，出现了巨大数量的同音词，为适应此情况而生的声调有区分同音词词义的重要的功能作用。正如大多数中外语文工作者所认为的，汉语的拼音方案必须照顾这一特点，必须表现声调。
如前所述，用调号分调——以及前面没有提到的，但本质上和调号标调一样的数码标调、点角标调、附加字母标调、用音节的主要元音字母本身来标明整个音节的声调的元音标调等——也不好，它——它们——有两道手续的麻烦。诚然，经过长期的熟练过程，我们可以对一千一百个把音质和声调分在两处描写的音节建立起同时发出其音和调的条件反射，但是，我们之所以要改革现行汉字，正是因为现行汉字的掌握需要“长期的熟练过程”。如果我们的新文字不能十倍百倍地简单于现行汉字，它就取代不了在群众中有着白大习惯努力的旧文字。1605年中国的第一个拼音方案就是用调号分调，但它使用起来发生上述问题，不能“十倍百倍地简单于现行汉字”，这才继之出现了几十个有着各种标调法的其它的拼音方案。
人们完全没有料到，问题不在标调法本身，而在指导这些标调法的汉语语音学理论上。
二、调的音素本位制以语言的群众性，它必须便于掌握，任何成熟的语言的语音都不可能不存在比音节更小的只可能在几十个这个数目上的最小单位。
对于汉语来讲，这个最小单位应该是一种音素和“调素”的结合体，一种被文章暂时称为“语素”的东西。过去我们所认为的最小单位音素实际上只是没有声调现象的西方语言语音的最小单位，因为单方面的只有音素或音素的组合不是属于汉藏语系的有声调的汉语的语音，更不能表达汉语的任何意义。
汉语语言学上的一个古老的关于声调的理论妨碍了我们发现这个必然存在的最小单位。这个从来就没有被人明确地阐述过但大家又都从来就这样认为的理论认为声调的进行是由整个音节来承担的。另外，现代汉语语音学上的关于四声的调值的论述也不符合实际。这些调值名义说是根据二十世纪初年刘复的实验得出的。我们即或认为刘复的极端简陋的实验能够得出正确的结果，他所公布的坐标图线也并不能说明四声的调值应该像他或现在大家认为的那样。这些“古代的”、“现代的”理论无法解释“一个新的汉语拼音原则”章“规律”那一节中谈到的现象。例如何以ìè能并且只有它们才能一次拼出“业”？原有的声调理论与其说是根据仪器测出的，不如说是凭听觉加想像得出的。本文章也是凭听觉加想象，但本文章所提出的理论却能园满地解释包括这篇文章所提出的声调现象在内的所有的已经提出的声调现象，而且更加符合世界语言学的一般原理。我们现在没有条件——物质条件——在现代的声学仪器上进行实验，虽然作者是非常希望立即就进行该实验来最后验证本文所提出的理论的。作者希望有此条件的同志进行之。
这里，我们首先凭听觉来订正普通话音系四声的调值。
把任何音节第三声的音高作为乐谱12345的1的起点，分别将各个音节配进去。我们可以发现，第一声都在5里，第三声都在1里，第四声都在2里，这三声显然都是平调。音节的第二声的开头的音高和第三声相当，末了的音高和第一声相当，第二声是一个升调。
第四声将重音落在音节的前面，其发音短促、强而有力；第三声把重音落在音节的后面；第一声的强度则是比较平稳的，这些言强上的差异增加了三个平调间的差别。在口语中一个音节单独出现的时候，这种差别的作用就可以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在句子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音频。
第三第四声的重音特征可能是导致过去人们误判它们分别为降调和降升调的原因。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音质和声调是怎样结合的。把各种声调的任何复合韵母音节拉长了念，长到能够将各音素清晰地分开，体会各元音音素所带的调——调素，并把这些调素和带这些调素的元音音素自成一个音节时的四声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一致性。
下面是普通话中音素和调素的配合以及各调类调值的示意图见图1需要说明一下，第二声韵头和韵腹以及韵腹和韵尾的声调的衔接是渐渐地变化的，是随着音质的韵头到韵腹、韵腹到韵尾的渐变而渐变的。
第二声韵腹升调素是由第三声低调素和第一声高调素形成的一个复合调素。这个复合调素不是二者的联合，而是从前者过渡到后者的变化。
对音节的声调在听觉上起决定作用的是韵腹的调素，韵腹在音节中发音时间最长、音量最大、地位最重要。这一现象迷惑了我们，使我们很难想到声调是由音素直接承担的，很难想到汉语的声调是实行的“调的音素本位制”。
在普通话音系里，每一音素都和四个调素配合(辅音没有声调现象，在此处被理解作和零调素配合)，形成普通话的语素——普通话语音的最小单位，普通话的各个带声调的音节即由这些语素相拼而成。
汉语各方言，以及也有声调现象的属于汉藏语系的东南亚各国语言(他们的文字现在是用调号分调)也该是如此地用语素拼音。这篇文章将会引起各方面语文工作者的兴趣，人们不久将会看到他们对此问题的研究结果。
我们的语言就是像这样的用它的最小单位在拼着我们的语音，我们的拼音文字(和拼音输入)也最好忠实地用字母代表这些最小单位来记录(和输入)我们的语音。只有按口语的本来的发音程序来记录语音的拼音文字阅读起来才最容易在大脑中及其它们的单词的声音以及由声音引出的意义，同时也才最容易记忆。从实用出发属于生理性的第一讯号系统的东西是不可违背的。世界一般实行拼音文字的国家在制定他们的拼音方案时，都是用字母代表他们的语音的最小单位来拼他们的语音。
在单词或句子中，轻化了的音节虽然较多失去了他原有的声调，但变化之后仍然属于四声中的某一声，和正常的这一声的区别仅在音强上。音强不影响四声。
拼音文字的全面实现还有待在书面语言中有必要区分的那部分同音同调词的定型化处理。这不是旨在简便而合理地区分一切在口语中能区分开来的语音的《一次拼音方案》的任务。但这部分同音同调词的处理是否可以较多地采用“异调”的办法？“他、她、拖、它”可否写为“ta、tg、tm、td”？本文章所提出的区分声调的办法是那样的简便，而且从长远看还能有助于改造汉语口语的缺陷。
三、一次拼音方案(见图2，现在作了修订)通讯地址重庆临江支路23号302(从1959年到1993年拆迁，我家在这里住了三十多年)以上为我1968年10月所著《一次拼出汉语语音》全文。以下是我现在的叙述。
现在北京话四声的调值(55.35.214.51)据说是根据刘复《四声实验录》来的，而刘复在《四声实验录》53页中说“最后，我应当声明凡是本书所实验的，都是逐字逐声在仪器上咬嚼得很清楚的音，他没有随便一点，正如从前我们的先生教我们辩别四声一样。至于我们实际谈话时，声音是很自然的，决不是这样咬嚼的。因此我现在所实验的四声，可以叫作标准四声；谈话中的四声，可以叫作自然四声。以标准四声与自然四声相比，真是雷同太多，问题太难了。我决定把他并入语调中去研究，将来另行发表。”该书1924年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刘复即刘半农。
北京话自然四声的调值，我以为就是55.15.11.22。刘复所谓标准四声的调值，我以为应该是55.15.105.51。它照样可以进行声调的拼合分析，见图3。照样可以只用18个辅音字母兼表。我以为北京话四声的调值应该以北京自然四声为准，而不应该以脱离口语实际的所谓的“标准四声”为准。所以北京话四声的调值应该是55.15.11.22，即第一声是高平调，第二声是升调，第三声是低平调，第四声是中平调。降升调和降调是北京话的古音成分，街头话成分或称土音成分，音乐性的装饰成分，是北京东城话声调。定北京话四声调值，应该以北京现代日常口语为准，应该以被西方汉学家称之为“高级华语”的原北京西城话(即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普通话，旧称国语)为准，应该以北京官话，即以中等文化水平的北京人话为准。现在的汉语语音学书用全上半上全降半降及轻声来解释降升调降调与实际口语不吻合的现象难于自圆其说。
据了解，苗语中也有高、中、低三个平调，他们也能区分。
越语中才真正有一个降调。越南的华语广播中把第四声发成下滑的声调，我们听起来很蹩扭。
刘复在《四声实验录》中用五线谱和方格说第三声是一个14调。他既没有说它是一个214调，也未说它是低平调。
《语文知识》1956年7月号22页说“咱们可以认为低调是普通话上声的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说，普通话的上声在大多数情况下念低调“(调值21或11)”。上声后面跟着阴、阳、去、轻声时，原来上声调念一半，只降不升，甚至念成低横调(调值变成21或11)，这个变调常称为‘半上’。《普通语音学纲要》132页”。
上述文章及1957年出版的《普通语音学纲要》132页中不止一次地说北京话的上声是一个降升调，调值214，未见有北京话的上声是一个低平调的论述。
可以这样来比喻我们观点的不同，他们(李振麟和罗常培)说，安徽省是一个盆地(214)，但是它的大部分地区，它中部的广大地区是丘陵或平原(21或11)。我则认为，安徽省是一个大平原。是一个低平调，调值11。
只可以说，前人对于北京话的上声是一个低平调的问题，有过局部的论述。
五十年代苏联汉学家、苏联科院院士谢尔琴久科提出声调是属于元音的，见复旦大学编的《现代汉语参考资料》中的几篇文章。此前一般认为声调是属于包括辅音在内的整个音节的。我则更进一步地指出带调的复元音实际是用带调的单元音拼出来的。没有这一语言学上的发现，以及没有对于北京话自然四声调值的发现，就声称自己的设计是音位拼音或是音位输入，难免名不符实。
我的“一次拼出汉语语音”一文虽然没有被发表过，但是早已在部分学者中交流。几十年过去了，文中的观点难免不被人发表出去，但是，把它作为一和技术开发出来应用在计算机输入上，恐怕还没有人来进行。就这点而言，或许它还具有新颖性。实用性文首已有叙述。独创性(即这个方法是我而不是其他任何人首先提出来的)，我用附录中的若干材料来证明。附件目录及其说明1.《一次拼出汉语语音》1968年油印版复印件。该文由我的同班同学曾仲谋当时刻于西南师范学院李园。
2.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68年11月27日给我复信的复印件摘录如下“林朗、以太同志你寄来的材料，可以留作以后参考。”3.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1971年9月8日给我的复信的复印件。
摘录如下“王东同志(王东系我印该大字报时所用笔名)收到你的信十分高兴。这使我回想到1966年在文改会我们见面以及你印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我印象最深的……由于你的那张大字报的影响，这几年我对精减汉字字数做了一些具体的调查研究，很希望将来能见到你，当面请你提意见……寄来的《一次拼出汉语语音》也引起我的很大兴趣，这确是一个独到的创见，可供日后解决拼音化问题的参考……你们对于声调的研究，打破了过去专家们的旧框框，对四声的调值从新加以估定，这些都是大胆的勇敢的行为。这一套理论，如果通过实践逐步提高，可能对日后拼音文字的创造会有所帮助，希望努力为之。”注在此之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员周有光1969年6月22日给我复信说“你的声调理论，很有创见。”1970年5月29日复信说“你对调值的研究，是有创见的，基本上可以成立。”4.中国语文编辑部1980年7月27日回信复印件。
摘录如下“王宗符、王宗笠同志关于1979年10月13日在给您的回信中提到“刘复在《四声实验录》中已证明北京话的上声是低平调”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前人确有论述……《语文知识》，1956年7月号22页……《普通语音学纲要》一书127页也提到过。”我在说明书里对之有不同意见，恐怕仍旧是不准确的。
权利要求
1.跟普通话的第一声一样，第二、第三、第四声的腹韵母也可以用带调的单元元音音素相拼或拼音输入。这样拼出来或输入出来的音节就已经有了声调，这就实现了一次拼音，在拼音的同时即拼出声调。省去了违背大脑思维自然的先拼音后配调这样两次拼读过程。但是，带调的元音音素比较多，需要增加18个新字母。利用汉语声韵整齐的特点，将不可能出现在韵母位置上的18个辅音字母兼作所需要增加的元音字母，于是可以不增加新字母。又由于用此方法拼了北京话自然四声调值，所以整个拼音及拼音输入过程自然而谐和。
2.根据权利要求1，其特征是用带调的单元音拼出带调的腹韵母，用这种方法，也可以拼北京话“标准四声”，或称北京话古四声，照样也只需要18个辅音字母兼表所需要增加的元音字母。因为韵头半上11和韵腹的降升调可以不作差别。
全文摘要
用带调的元音音素相拼或输入,这样拼出来的或输入出来的音节就已经有了声调,从而实现了一次拼音输入。用18个辅音字母兼表所需要增加的18个带调的元音字母,这就消灭了四声符号,拼式也不延长。又由于拼了北京话自然四声调值,所以整个拼音输入过程自然而谐和。例如zai的四声分别写为zai zbi zpa zmx。
文档编号G06F3/023GK1241740SQ99103788
公开日2000年1月19日 申请日期1999年4月18日 优先权日1999年4月18日
发明者王宗符 申请人:王宗符